（原标题：专访贺铿：既要经济增长乾富策略，又要低碳转型，ESG怎么做？）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阿力米热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同时也是中国提出“双碳”目标的5周年。
在这一承前启后的关键发展阶段，中国如何实现双碳目标与经济增长、保障就业等问题的平衡？
事实上，“双碳”目标的提出给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机遇。因为，这意味着企业在注重经济利益的同时，需要兼顾环境保护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从而促进企业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与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在这一背景下，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作为兼顾经济、环境、社会和治理效益的可持续协调发展价值观，要求企业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三个方面综合发力。
这不仅与“双碳”目标不谋而合，还打破对企业的单一财务绩效评价体系，为企业获得可持续竞争的优势。
“十四五”时期，中国ESG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包括ESG制度建设取得进展、ESG标准体系加速构建、ESG投资活动日益活跃、企业ESG实践水平稳步提升、ESG评级评价机制持续优化等。
展望“十五五”，中国ESG发展将进入关键跃升阶段。在机遇和挑战共存的情况下，如何应对新趋势，进一步完善ESG体系，推动中国ESG实践从“合规管理”向“价值创造”转型，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提到，ESG的发展不仅涉及各领域的单项政策或战略目标，更要求形成跨部门、跨领域的整体战略。他认为，要推动ESG制度体系的协同和融合，需打破现有制度体系的分散性，建立以环境、社会和治理三大维度为核心的综合性ESG制度体系。
此外，当前，新一轮产业变革正加速重构全球竞争格局。在此关键节点，企业要加速绿色转型，将ESG融入商业转型策略，逐步从“合规管理”向“价值创造”的转变。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
今年6月13日，“2025 ESG与高质量发展创新论坛”将在北京举办，本届论坛由广东时代传媒集团主办，时代周报、时代财经、时代商业研究院和《创业圈》杂志承办，主题为“越过山丘 方见江海”。贺铿将出席此次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
ESG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契合
ESG理念，主要体现在环境、社会和治理三个方面。这推动企业从单一追求经济利益到追求经济、社会、环境综合价值最大化，寻求可持续发展。
在贺铿看来，这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相契合。
具体来看，ESG中的E（环境）维度体现的是企业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有助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S（社会）维度则体现企业对员工、供应链等责任，有助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G（治理）维度则是强调企业文化和道德的重要作用，有助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尤其是环境维度方面乾富策略，在实践中逐步显现。
上世纪80年代，我国颁布实施《环境保护法》，奠定了环境治理的法律基础；1996年，“九五”计划首次明确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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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中国持续推动绿色低碳转型。这与ESG的要求一致。
2020年，我国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明确提出“双碳”目标，即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此背景下，“十四五”规划明确将“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13.5%”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约束性指标之一。此后，相关的“1+N”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和配套政策陆续落地。
当前，政策成效已持续显现。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万元GDP二氧化碳排放比上年下降3.4%。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发电量37126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16.4%。
而在顶层设计方面，中央提出企业需将“履行社会责任”纳入内部治理。由此可见，企业不仅仅在经济发展的舞台上创造价值，也需要积极回应社会的期望。
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的“共同富裕”与ESG的社会责任理念一致。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贺铿认为，要解决这个矛盾，关键是发展要平衡。
“这一理念指导下，中国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形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共同富裕实践。不同于西方ESG框架下的CSR（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中国更强调企业在收入分配、员工福利等核心社会议题上的责任担当。”贺铿说道。
ESG在中国的实践作用
ESG在中国的20余年实践和发展，现已成为企业推动绿色生产力的实践工具，也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
以能源行业为例。作为碳排放的重要重点领域，中国能源行业需要应对的挑战包括：能源结构转型升级，通过技术、装备升级进一步提高能源效率；能源企业管理理念亟需转型升级。
在ESG理念的推动下，我国能源形成煤、油、气、核、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多元供应体系，与此同时，能源结构持续优化改善，新型能源体系加快构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动力支撑。
对此，贺铿建议，新能源领域的发展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例如海水能量是很大的，怎么把这个潮汐能量利用起来，关乎中国能源转型的战略纵深。”
ESG也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创新，通过节能低碳、污染治理等创新技术手段，新质生产力在生产过程中显著减少废弃物产生和环境破坏，同时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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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就是典型代表。通过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加快在制造业中的应用，从生产制造、物流配送等多方面大幅提升效率，从而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工业互联网已连续八年被列入政府工作报告重点方向，并被定位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手段”。
贺铿认为，这对企业提高综合竞争力有必要的带动作用。但他提到，并非要求所有企业都必须立即转型智能化，“而是应当在新的生产力方面加强研究和投入，同时考虑到就业市场的实际情况”。
如何构建中国特色ESG体系
近年，政府关注、市场推动、国际标准要求及可持续发展需要等共同推动中国ESG发展。
“十四五”时期，中国ESG发展在制度供给、市场机制和企业行动的共同推动下取得阶段性成效。发展至今，中国ESG治理体系逐步建立，企业对ESG的重视程度持续提升，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发展需求的ESG战略。
不过，中国ESG发展仍面临一系列挑战，亟须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在全球可持续发展浪潮的推动下，各国陆续加快ESG政策与标准的制定步伐，重塑国际贸易与产业竞争格局。中国正处于融入全球ESG体系的阶段，既面临诸多的市场机遇，又承受着来自国际规则对接与治理能力升级的多重压力。
例如制度体系。ESG制度体系是一个多主体、多层次、多领域的复杂系统。
在中国，ESG监管体系涉及多个主管部门，在制度执行时相对独立，缺乏协调统一机制。
贺铿认为，首先应当充分发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技术监管职能。作为负责市场综合监督管理的专业部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可通过明确职责定位，全面加强对企业质量管理的监督，为ESG监管提供技术支撑。
与此同时，贺铿还建议应完善法律政策体系，聚焦于促进社会公平、保障民生福祉、改善生态环境三个维度，分阶段设定目标。“这需要深入调查研究，平衡对企业的约束和社会的期望，避免一开始就设定过高标准，而是要逐步推进，确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责任的实现。”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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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ESG的发展前景，贺铿持乐观态度。
“当前，在排放控制、污染防治和节能减排等环境维度已取得初步成效，但企业营利与环保之间存在矛盾，导致部分企业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存在作假行为。与此同时，还要考虑社会公平和保障方面。”贺铿说道。
另外，他提议要注重培育企业家精神。
在贺铿看来，诚信是企业的立身之本乾富策略，缺乏诚信的企业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对此，单纯依靠法律强制规定虽有必要，但更需构建柔性机制的综合治理体系，从而在制度约束与价值引领之间形成治理合力。“中国ESG的发展，有望在未来3-5年内实现显著提升。”贺铿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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